瓜洲地下交通线
来源: 发布日期: 2017-02-17

瓜洲地下交通线始于1942年,当时日军加大对我敌后根据地的疯狂进攻,国民党顽固派对抗日根据地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加之连续发生自然灾害,抗日根据地出现严重的困难局面。军事上,因为战斗频繁,伤亡重,减员多;经济上,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根据地财政困难很大。为打败日本侵略者,新四军在进行反“扫荡”、反“摩擦”的同时,急需补充人员和物资。

当时负责领导上海和江浙一带地下党的江苏省委,根据中央指示和上海租界成“孤岛”的形势,决定将省委领导机关和上海地下党各系统的领导骨干,从日军占领下的上海撤退到设在天长附近的新四军军部,以确保地下党领导机关的安全,迎接抗日战争高潮的到来。由于瓜洲特殊的地理位置,所以被选定为新四军军部城工部人员来往敌占区的一条地下交通线。

起初,地下交通线有四条:一条是从上海乘火车到镇江,再渡江到瓜洲,然后从镇郊的鞠家沟头再乘小船到乌塔沟或朴树湾(今朴席),上岸后再步行到根据地;另一条是从十二圩,经新城、龙河集、新民集进入根据地;还有一条是从真州,经胥浦进入根据地;再有一条是从南京经六合的竹镇进入根据地。这四条线相比较,瓜洲这条交通线有四大优点:一是路程短,船代步,路人看不到。二是沿途经过的镇江和瓜洲是长江两岸物资集散地,不是敌伪军事重镇,来往商旅成群结队,万一遇到敌人盘查,便于掩护。三是瓜洲无日军驻守,地方虽有伪自卫团,实际只有一个班兵力。慑于我游击队威力,对我方人员和物资进出,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四是地方势力人物石极宸、刘荣富,处于我方控制之下,并和边区政府建立了关系。因此,交通员走这条线的比较多,用的时间也较短,是军部和根据地工作人员来往敌占区的主要交通线。

鞠家沟头码头,离瓜洲镇约半里路程,平时行人从这里一走而过,这里没有店铺,没有公路,田野中只有一停满小船的大水塘,塘东侧的僻滩算作码头,岸边有几棵柳树供人遮阳小憩,船坞里顺序停泊着尚家桥帮、韩桥帮、东石帮的60多条小船。这些船既不同江里的江划,也不像运河里的湖船,它无舵、无桅、无篙、无橹、无船篷,前进、转弯、停泊全靠船工手上一把桨,在只有丈把宽、弯弯曲曲、无风浪、环绕村舍田野的河港里划行,速度很快。船上备有斗笠、蓑衣、油伞、油布、桅灯,客到船开,甚是便捷。

瓜洲地下交通线是在仪征县委书记李代耕、县长魏然、区长姚一青等同志的积极支持下开通的。首批担任地下交通工作的有孙明、彭原、舒忻、王逸民、丁祖宪、张征秉、周晓华、戚原等人,其任务除护送领导干部来往外,主要是负责城工部与上海地下党各系统的联络,及时传达中央和上级指示,反映上海各方面的情况。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有几位奉命调“上海地下军”和郊区工委担任领导工作,地下交通员队伍陆续增加胡华清、王大可、贺崇寅、姚明达、秦志明、王自慎、沈凡、刘衡嘉等。

地下交通员们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历尽艰辛,机智地战胜了敌人的盘问检查,巧妙地通过了日军封锁线。

19428月,组织上交给刘衡嘉一个特殊任务——暗中保护之江大学教授韦悫一家五口去根据地(韦解放后任高教部副部长),同行的有地下党负责人徐雪寒,对外称韦是大商人,徐是账房先生。徐护送,刘暗中保护,从上海上火车同坐一节车厢,到镇江刘先出站,坐了黄包车与韦、徐又同行到轮船码头。经瓜洲时,同在镇上吃了饭。一路上互不搭讪。直到新民集遇上姚一青带来游击队接应同到根据地,这时韦、徐才惊喜地认出换了军装的刘衡嘉,方知一路同行的奥秘。

又如1943年,王逸民从领导手中接过一本《三国演义》,这可不是普通的文艺读物,书上有用化学液抄写的重要名单。上火车时,为免敌人生疑,王逸民将它大大方方夹在腋下,敌人仍不放过,夺过书逐页翻了一遍。王逸民若无其事地回答说,这本书是他怕在火车上寂寞,消遣看看的。敌人一无所获,骂骂咧咧将书扔在地,王逸民不慌不忙拾起书走上火车。由于王逸民勇敢沉着,终于化险为夷。

再如1944年,有一次戚原护送“职委”书记陆志仁、“学委”书记张本等几位领导经瓜洲进入解放区,在途经敌我交界线附近的九里埂时,忽然遇到鸣枪的伪军,情况紧急。为了迅速隐蔽,大家不知哪来的力气,竟然都跳过一条两米宽的小河。待枪声停息,才知道是伪军下乡抢粮路过这里,大家又继续赶路。

类似上述险情常有发生,交通员凭着对党的赤诚,除时时保持高度警惕外,还要经常忍受病魔和体力消耗过大带来的困惫。风餐露宿,晚上睡地铺,有时弄得满身虱子和疥疮,贺崇寅同志有次回上海时,绒线衣里竟有上百只虱子。

从瓜洲地下线进入根据地的既有张承宗、韦悫、徐雪寒、张祺等领导,也有王书伦、郑邦彦、李洪钟、陈瑞炳、孙绳曾、姜长英、叶稼祥、张宗麟、何封、李仲融等知名教授和学者,当然更多的是上海各系统的先进分子和专业技术骨干,他们为根据地创建了电台、医院、兵工厂、印刷厂、印钞厂以及学校、报社等等。

曾在瓜洲镇以经营“大成行”为掩护、在华中局城工部搞交通联络工作的曹达,开始主要负责给新四军卫生部等机关输送药品及器材,以后根据边区需要,从上海带来闻余堂、闻尧、高延年、陈惠英、谢棣华、胡振明、唐国裕等医生护士到根据地。闻余堂参加过救国会,在上海信谊药厂工作,在根据地卫生部,发现通过商人购买的阿斯匹林质量差,提出简便的药检方法,杜绝了类似质量问题。事后,闻余堂还为根据地采购和运输药品过来。

抗战胜利前夕,为了迎接上海解放,地下交通线又繁忙起来。这时除了要护送上海地下党各方面负责人来往解放区汇报工作和听取指示外,还要护送一大批在上海有社会影响的统战对象来解放区参观、访问。19458月,日军无条件投降,根据党中央指示,上海地下党领导机关又迁回上海,就地领导群众斗争,地下交通线也就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而完成历史使命。瓜洲地下交通线是使用时间最长、输送干部最多,而且最安全的一条交通线,在江苏和上海的党史上留下辉煌一页。